住房改革以來，中國的地產商也許從未遭遇如此巨大的市場壓力，縱是始于1994年的第一次宏觀調控、2005年雨點密集的調控政策，亦遠不及此時市場地根緊縮地價瘋狂飆升的現狀。無論是上市地產企業，或是與資本結盟的企業，前者面臨“資本市場募集資金——高價拿地——股票上漲——再融資”模式的風險，后者飽受盈利能力的考驗，這般火中取栗的煎熬絕非少數企業所承受。
    “放棄做一流企業的目標，我們就可以休息。”是的，如果了解身處的險境，也能讀懂一個走過十五年歷程企業的DNA，就不難理解老胡這句話中所深藏的企業觀和價值取向。
    無論你多么優秀或者平常，無論是你和企業共同走過的時間有多長或者多短，無論你對企業價值觀的認同程度有多深或者多淺，無論你是否有清晰的人生規劃，作為一個希望在企業中實現自我價值的個體，請你一定要付出時間用心地做好一件事。因為，我們面臨共同的機會和考驗。
   另一端，建業又固執地希望企業的戰略目標與執行過程能夠真正地統一起來。盡管同時面臨自我和外在壓力，8月下旬啟動的“集團員工才藝PK大賽”這一事件充分地反映出企業目標與員工生活之間的獨特關系。
    集團各分支機構陸續地在工作之余舉行大賽的海選活動。無論是平頂山公司的李莉，還是漯河公司的劉大勇，他們都是出色的團隊領頭人，工作玩命，和團隊娛樂也瘋狂。人生有時需要無所顧忌，需要開心或者流淚，需要深愛抑或憎惡，需要有勇氣做內心應該做的事情。
    有些事情我們會怪時運不濟，時間淘洗了金石而留下泥沙；有些事情我們卻可以無怨無悔，種瓜得了瓜，種豆得了豆，因為一生中有兩件閃亮的事，就是專注地工作和開心地娛樂．

唉，同樣也找不出解決中國腐敗問題的負責人！
    ——“雖然不斷加強打擊的力度，但是抵制的力量還是很強大。‘負責人不在’成了要求賄賂的口頭暗示。”《經濟學人》這樣寫中國的腐敗。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8月30日下午經表決決定終止孫升昌、陳良宇、段義和、包建民的全國人大代表資格自是大快人心，“但在中國，這些貪污瀆職有其特殊性，高層人士更會易于貪污瀆職，而且這些行為往往是集體的而非個體的”。

多少年了，對于礦難，第一次聽到了這樣的好消息！
    ——得知河南三門峽陜縣“7.29”煤礦淹井事件的順利解決，眾多網友發出了這樣的感嘆。“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透水將死，窒息將死，饑餓將死，瓦斯爆炸將死，絕望將死……需要怎樣的努力，需要多大的誠意，需要多少的運氣，才能保證69名鮮活的生命不變成冰冷的死亡數字?制度的建設與落實我們已經說了太久了，未麻木之前，讓我們牢記這場生命營救帶給我們的震動與驚喜!

你的城市停水了嗎？
    ——2007年夏天，中國的三湖(太湖、巢湖、滇池)四河(淮河、海河、遼河、松花江)生病了，藍藻暴發令300萬無錫人圍著2250平方公里太湖無水可吃。面對賴以生存的水源，我們不能說當地政府不重視，但是為何發展到如此地步？在現有的政策制度標準下，我們的后代還能吃到水嗎？

其漲也勃焉，其降也忽焉。
    ——其實在發改委批評方便面協會之前的8月14日，方便面漲價陣營已見松動。方便面也好，家電也好，為什么要通過行業協會牽頭，以聯合改變價格這種并不正常的方式，來實現正常的漲價需求呢？患得患失的“囚徒困境”暴露了發動、參與、支持價格聯盟的企業對自身競爭能力的缺乏信心。價格聯盟主導的漲價行為幾乎都沒能過久維持，在“利我”原則下的合作，當然就會因為“利我”而崩塌。

山東輸了？實在太意外了，看來河南不好惹啊，太厲害了，我們輸給他們，也不算冤啊！
    ——實德隊長張耀坤對泰山的表現感到詫異。繼聯賽第8輪在主場2：1擊敗大連實德后，在中超第19輪的比賽中，升班馬建業2：1客場反超衛冕冠軍山東魯能，再創奇跡。8月26日，距離魯豫大戰還有5分鐘，上千名遠赴濟南的河南球迷共同唱響《少年壯志不言愁》: “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歷盡苦難癡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

時代絕對不會耽誤你！
    ——“我們現在文化和商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文化和娛樂界限越來越模糊，文化和利益界限也越來越模糊，畢竟我們不能像您一樣去選擇一種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們在這樣一個大環境里應該怎樣去做？”面對這樣的提問，臺灣云門舞集的創辦人林懷民先生這樣回答。即使在這樣一個大時代里，“也并不代表你必須跟每一個人一樣，你怎么能夠又要跟別人一樣，而顯得很安全，又要為了被大家尊敬而特立獨行？這中間沒有人會餓死，特別是在今天，這完全是自己的一個選擇”。

媽媽，我現在熟人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少。
    ——賈樟柯說自己最惦記的就是安東尼奧尼電影中的這句臺詞。安東尼奧尼說自己的電影是追尋的藝術，他窮其一生都在追尋人之本質，探索人之內心，而我們則在他的追尋中一再地碰觸靈魂。安東的《中國》記錄了真實的1972年，當時隨處可見的大幅政治宣傳畫上有怒目圓睜、手拿武器的工農兵，還有諸如“天天磨刀，來者必殲”的標語，但安東說，面對鏡頭，中國人有各式的眼神和表情，但沒有一種是敵意的，他說他感受不到中國人的感情和痛苦，也許這些都掩藏在儉樸和勤勞的背后。

    《建業》請我寫篇文章，談談對于公共產品的看法，這篇文章的背景是因為國內有學者認為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已經變成公眾日益增長的對公共品需求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的矛盾，稅收增長遠遠超過GDP增長，公共投入滯后，投資熱情高漲，但是因為公共產品的短缺積累了一系列需要關注的社會問題，如教育、衛生、服務、養老、農民工等。
這個議題其實很簡單，就是公共產品由誰提供，如何滿足社會對公共產品的需求的問題。房地產開發公司現在開發大樓盤的時候要做學校、圖書館、醫院、教育、社區服務、醫療服務等標準的公共產品，從原理上講是應該由政府做的，現在企業要承擔這個任務。又比如修橋補路這類工作也應該是政府做的，現在上高速、過橋都要收錢，全世界高速公路中需要收費的70％在中國，那么政府到底應該做什么呢？
    這個問題早就在國內學界提出來了，2005年《人民日報》就曾經從公共經濟學的學術角度談了這個問題。我看了那篇文章，很學術化，提到公共經濟學是在財政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門經濟學分支學科，大致形成于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經濟學家薩繆爾森1954年發表了《公共支出的純理論》一文，掀開了公共經濟學核心理論——公共產品理論研究的新一頁。1959年，美國經濟學家馬斯格雷夫的著作《公共財政學理論：公共經濟研究》出版，這是現代公共經濟學誕生的標志。1964年，法國人科姆寫了第一本以公共經濟學命名的著作《公共經濟學基礎：國家經濟作用導論》。隨后，以公共經濟學命名的著作逐漸增多。公共經濟學除了包括作為財政學研究對象的政府收支活動的全部內容，還包括傳統財政學難以囊括的公共產品、社會保障、公共選擇、政府規制（例如金融監管、環境保護、公用事業定價）等內容。它所指的公共部門除了傳統財政學所關注的政府，還包括非盈利性組織、公共企業、民間社會團體、國際組織等，公共部門的全部經濟活動都是其研究對象。公共經濟學以市場失靈為研究起點，在發展的初期，涉及宏觀和微觀經濟問題，并將公共部門的功能概括為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經濟穩定。后來，涉及經濟穩定的政府經濟政策日益增多并逐漸自成體系，公共經濟學出現了微觀化的趨勢，主要關注個體——政府、企業、個人（家庭）的行為。
我國原來全部公共產品都是由政府提供的：住房是公家的宿舍，醫療公費、養老公費、教育免費，自從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們在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系統、教育上的改革，事實上是產業化了，也就是把原來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讓市場來做，這個轉折強度的激烈，超過西方所有主要國家在公共產品方面改變的水平，一下子，住房價格、醫療價格、教育價格暴漲，達到普通民眾都難以接受的水平，才引起強烈的社會反彈。就我熟悉的美國來說，這幾項領域的公共產品雖然不充足，但是比國內目前的政府供應水平還是要高，比如義務教育，也就是由州政府負擔的從小學一年級到高中三年級是全部免費的；醫療方面，低收入者有聯邦和州政府的醫療補助（中產階級和中產以上的就沒有），老年人也有聯邦和州政府的醫療保障；繳稅達到40分之后，退休以后在聯邦社會保險部門有保險金領取，低收入者有聯邦政府的低收入住房，或者可以在聯邦政府的住房和都市發展部領取廉價住房的補助金。圖書館這類公共產品就純粹由政府投資免費提供給民眾了。
    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在西方也很普遍，20世紀80年代以來，公共產品的私人提供問題開始較多地進入人們的研究視野，這是與私人部門在公共產品提供中越來越多地發揮作用相適應的。比如，個人從事大量慈善活動，提供多種公共產品；非盈利性組織等第三部門快速發展，等等。美國的大學有非盈利性和盈利性兩種，大部分的大學屬于非盈利性的，就是一種私人投入的公共產品，哈佛大學就是典型的這類學院，但是不等于說有了這類學院，政府就不投入公共教育了，私人投入公共產品的供應，是一種補充和加強。
    社會保障自然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隨著人口壽命的延長以及發達國家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人們擔心以現收現付制為主的社會保障制度難以持續，因而最優社會保障問題成為公共經濟學研究的前沿領域。其中，焦點問題是現收現付制和基金制孰優孰劣。許多研究表明，基金制能夠用更少的社會保障繳款帶來更多的社會保障收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實踐中，很多國家已經或正在向基金制過渡，建立各種各樣的個人賬戶制度。
    住房的全面市場化是當今國內民眾最關心的問題。我記得曾談到過西方對于低收入者住房這個比較龐大的公共產品的解決方法，照顧社會低收入、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本來就是公共產品的一個組成部分，在歐洲，這部分的住宅是由政府投資做的，在德國這些國家，叫做“社會住宅項目”（social housing project）；在講話比較直截了當的美國，就叫做“低收入住宅項目”（low income housing project），政府投資做給中低收入的住宅，而開發商則按照市場要求來做他愿意做的，社會功能和市場功能是分開的。新加坡政府的方法更有獨創性：每個公民自從工作開始，就要按照政府規定，把自己25％的收入存在政府一個指定的銀行賬戶上，到你結婚的時候，申請買樓，這個存款連本帶利就用來支付頭款，房屋貸款也可以繼續在政府這個銀行中申請借貸，這樣一來，新加坡基本沒有住房問題，80％的人都住在政府這個計劃的公寓中。西方叫做“新加坡式的社會主義住房政策”。從理論上講，西方這種做法很簡單：政府做低收入的住宅，開發商做一般性的、市場運作的住宅，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各做自己的事情，有錢的就去買房地產商的住宅，豐儉由人，一個是社會福利體系內的住房，一個是市場運作體系內的住房，不交叉，事情就簡單了。
    政府開發的低收入住宅和房地產開發商開發的市場營銷的住宅比例大約如何呢？西方各個國家的情況各不相同，好像美國是比較差的，大概1：20，也就是說大概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這類政府投資的低收入住宅里，絕大部分人口是住在自己買的住宅里 ；而在荷蘭，大概達到1：3，約四分之一的人口住在政府投資的低收入住宅里，新加坡更高達80％。國情不同，因此沒有一個標準。
    我在那篇文章中提到：這點我們短時期內很難做到，原因倒不是政府沒有錢，而是我們缺乏一個檢查真正低收入的信用機制（credit system），大量流通的資金依然是以現金形式為主，個人支票、信用卡這類信用機制的基本工具在國內還是非常的不普遍，并且難以短時間內普及。因此，一旦政府做了這樣的住宅，價格低廉，原來是準備給低收入人口住的，結果會因為信用機制不完善，有可能落入到利益集團手中，或者落入趁虛而入的不屬于低收入層次的人手中，政府現在能夠做的，僅僅是給因為政府公共項目、基本建設項目造成的回遷戶、搬遷戶建造福利類型的住宅，對于一般低收入人口居住問題，我看政府是寄希望于“90平方米以下戶型需要占開發項目的70%以上”的政策促使開發商開發住宅的。是不是能夠達到政府的預期目的呢？我沒有答案，因為全世界都沒有這樣嘗試過，我們如果嘗試成功了，可能給世界其他國家在解決低收入、弱勢群體的住房問題上提供一個好的經驗，如果失敗了，要盡快建立自己的信用體系，收入和支出透明化，然后再由政府投入建造低收入住宅，后者另外嘗試其他的方法。
    實行市場經濟，千萬要記住：市場不是萬能的。大規模的基本建設自然是公共產品，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制度也應該是公共產品。龐大的基本建設是私人企業無力完成的，還有那些無利可圖的領域，投資風險過大的產品，那些短期內得不到回報的投資，等等，都屬于由政府作為公共產品來供給的領域。狹義的公共產品是指政府通過微觀參與所提供的生產性和福利性基礎設施。廣義的公共產品除了基礎設施外，還包括三類：實現社會公正和宏觀調控目標的公共政策，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創新的各項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學、文化方面的公共產品。而無論廣義的還是狹義的公共產品，其有效供給都是在公共政策的引導、調節、支撐和保障下進行的。市場經濟越發展，對各類公共產品的需求就越多，對公共產品供給有效性的要求就越強，從而對公共政策的要求就越高。
    講起來好像很復雜，其實簡單得很：政府做政府應該做的公共產品，市場做市場的產品，就清楚了，現在的問題是政府把好多本來屬于公共產品的范疇交給市場做，就亂套了。

（王受之，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終身教授。）

    作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秘書長，楊鵬先生一直堅持發出自己的聲音推動中國公共政策改革的進程，其于2005年11月16日在《中國青年報》發表《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一文，當時便引起了熱烈討論，“公共品”這個概念開始進入公眾視野，成為流行概念。《建業》就本期專題特意對楊鵬先生進行采訪，請楊鵬先生與讀者分享對于這一話題一年多來的持續思考。

    《建業》 ：您曾在2005年12月8日發行的《建業》中撰文《非“為人民服務”所能》，認為中國社會當前的主要矛盾，是“公眾日益增長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給短缺低效之間的矛盾”。一年多的時間過去了，您怎么評價政府在解決這一矛盾時的態度與方法以及一年多來解決矛盾的進程？
    楊鵬：如果黑幫找你來收保護費，你不得不交，為什么？恐懼，你是出于恐懼而交保護費。政府不是黑幫，但納稅人仍然要交稅供養政府，為什么？這是委托政府提供大家共同所需要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務，可以統稱為“公共品”。社會保障是公共品，公共教育是公共品，醫療衛生保障是公共品，軍隊提供的是保衛和平的公共品，法院提供的公平裁決是公共品。對企業來說，提供物美價廉的商品，消費者認可，企業就有利潤，企業就發展。對政府來說，提供物美價廉的公共品，民眾認可，政府就有威望，政權就穩定。近年來，國家稅收上升的幅度高于GDP上升的幅度，說明我國政府運作的成本在上升，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品在數量和質量上也在上升，而且上升幅度超過政府成本的上升幅度，那么民眾不會有太多意見。但是，情況可能不是這樣，政府占有的社會財富的比例在增加，但與此同時社會兩極分化也在提高，這個問題值得研究。稅收增加與兩極分化發展成正比，這就是大問題。用轉移支付來照顧弱勢群體，來減少兩極分化，這是納稅人委托政府完成的基礎任務之一，但顯然這個任務完成得不好。企業繳納的稅收中，有多少比例轉移給社會中最貧困的階層，這個數字誰知道？稅收的受益結構是怎么回事？反正納稅人是不知道的。我猜想，如果納稅人有權利來決定稅收的使用走向，估計大家會同意絕大多數財富用于弱勢群體的生活保障和教育事業。作為一個企業，如果被委托人沒有履行應完成的義務，你會怎么辦呢？如果政府沒有履行好社會委托的義務，社會該怎么辦呢？這就是中國真正的主要矛盾所在。政府提出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目標，強調要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品，是意識到問題所在的。關鍵是如何去做。例如，經濟上的行政壟斷和管制是滋生腐敗和擴大兩極分化的制度原因，這個制度原因被消除得如何？恐怕我們對此不能樂觀。《壟斷法》剛剛通過，繼續強調行政壟斷的地位，說明中國的主要矛盾還在積累。

    《建業》：您曾提到稅收“是納稅人委托給政府公務員管理的巨大公共財富，但對如何使用這筆巨額財富，納稅人的發言權、知情權及決策參與權還很不夠”。2007年上半年，全國完成稅收收入24947億元，同比增長29%。對于稅收如此大幅的增長，您認為政府對這筆財富的使用、納稅人的各項權益等應該做出哪些相應的調整呢？
    楊鵬：大家都知道，在發達國家憲政改革的道路上，“無代表不納稅”是一句名言。企業屬于出資人和職工，出資人會組成董事會來管理企業。政府屬于納稅人和所有勞動者，納稅人推選自己的代表來管理公共事務，這是普世的道理。只要納稅人和勞動者不能推舉自己的代表進行公共事務決策，就談不上公共事務決策人能代表納稅人和勞動者的利益。如果公共事務決策人的選擇與納稅人和勞動者無關，那么這就是一個只代表自己的超越所有人的權力，這樣的公共事務管理是不符合市場社會邏輯的。誰對社會和諧的貢獻最大？只有兩個標準，稅收與就業。誰繳的稅多，誰貢獻就大；誰提供的就業機會多，誰貢獻就大。誰最關心社會和諧？企業最關心，沒有和諧就沒有交易。誰最關心民眾的富裕？企業最關心，如果沒有有購買力的大量消費者，企業生產的產品誰來買呢？從長期看，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對企業最有利，所以企業最需要社會和諧與共同富裕。中國企業上繳了大量的稅收，稅收負擔逐年加重，但卻無權參與到公共決策之中來，體會不到公共環境的優化，體會不到企業經營環境的優化，看不到社會更和諧和民眾更富裕，對企業來說這是不公平的。
    《建業》：您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訪問學者，作為一個公共政策的研究者，您從哪些角度評價中外在公共品上的差異以及國外優秀的公共品政策在中國的可移植性呢？
    楊鵬：經濟學上有三個基本問題：生產什么？如何生產？為誰生產？在市場中，這是由消費者購買選擇來決定的，是由供求的價格信號來引導的。在公共品供求領域，也一樣有這三個問題。在民主法治國家，這三個問題是由競爭的選票和表決來決定的。輿論對公共事務的自由討論，這是民意的表達。民選公共事務決策人，是民意的表達。議會關于預算的討論和表決，是民意的表決。收多少稅？稅收如何使用如何分配？這些問題都是公開透明的，都是在充分民意表達的基礎上博弈形成的。民眾關于公共財富使用上的廣泛參與的選舉制與表決制，是保障公共品價廉物美的前提。

    《建業》：您曾說這一矛盾的解決需要公共品供給領域的“大分工”，即立法、司法、行政權的分離，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確立，是這種“大分工”的結果。您怎樣預測中國這種“大分工”的發展趨勢、其間的障礙以及實現的時間？
    楊鵬：人間沒有全智全能全善的人，一個企業不可能做好所有的產品和服務。企業在競爭中，只能發展自己的核心能力。好的企業，只會集中力量在自己的核心技術和核心領域上，不可以面面俱到。公共品生產也一樣，沒有競爭的縱向一體化管理的全能政府，不可能把事情做好做精。工商業的發展，使公共品需求日趨提高，也使公共品需求日趨專業化，需要有專業化的公共品生產單位。所以近現代社會的變革，一是在公共品供給領域引入了競爭機制，二是造成了公共品供給領域的專業化分工，這是市場化的工商業發展帶來的必然變化。公共品領域的競爭引入和專業化分工，是中國社會大海深處日趨壯大的海流，但如何使我們真正看到公共品市場的形成，看到競爭與分工，我不知道，這是上帝安排的，但我知道我們正走向這個方向。

（楊鵬，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長。）

    在20世紀80年代，中國的改革大體上仍然處于“帕累托改善”，即幾乎沒有人受損，所有的人都是改革的獲益者。但是，到了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新的世紀之后，各種社會矛盾開始激化，經濟增長不再能給所有人帶來幸福感。正如卡爾·波蘭尼在1940年所寫的巨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中指出的，那種認為所有的人，包括窮人都能夠從經濟增長中自發地獲益的觀點是從來都沒有得到歷史印證的。市場經濟的發展會產生出一種必然的反應，以保護社會免于受到市場的侵害。畢竟，社會是一個共同體，我們需要建立起來一個安全網。只有這樣，一個社會才會有凝聚力。社會保障體制、對公共教育和衛生的投資、良好的環境和社會秩序等，都是維護市場經濟良性運轉、保障社會穩定和進步不可或缺的公共產品。公共產品理應由公共財政提供，但是，直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財政支出中，用于公共產品的支出仍然是遠遠不夠的。

    當公共產品不足之后，居民只得被迫地提高儲蓄，以應對未來生活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城市的國有企業改革甩出了大量的失業工人，農村的年輕人到了城市之后得不到失業和健康保險，老齡化社會如同黑云已經出現在天際，不斷提高的健康和教育支出增加了家庭未來支出的不確定性，所有這些變化都給人們帶來了不安全感。完善的社會保障體制可以降低風險、給人們帶來穩定和信心。但是，在這樣的體制仍然付諸闕如的情況下，為了應對未來的風險，人們只能被迫儲蓄。這導致了中國當前面臨的宏觀失衡：儲蓄過高而消費不足、投資居高不下且浪費嚴重、由于國內儲蓄大于國內投資導致中國的貿易順差日益臃腫。

    從長遠來看，忽視對公共產品投資還會影響到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從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長前景來看，中國是實現經濟騰飛還是退化為廉價的世界加工基地，取決于中國的產業結構能否不斷升級。中國產業結構的升級需要在教育方面增加投入，這樣才能將現在那些在出口企業、建筑工地、餐館和洗腳店工作的年輕人從非熟練勞動力轉化為熟練勞動力。隨著人口老齡化的到來，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優勢很快就將失去，如果不能在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和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們可能將永遠失去成為世界強國的機會。中國目前所走的重化工業的發展道路帶來了嚴重的污染，消耗了大量的資源。為了調整發展戰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是極為迫切的。過去帶來的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需要“賠償”。如果教育的價格仍然是高昂的，如果教育的內容仍然是陳舊的，如果教育的機會對公民仍然是不平等的，如果健康仍然是一種奢侈品，如果城里和鄉村的窮人仍然不敢到醫院看病，如果公共衛生體系仍然千瘡百孔，如果公民在自己的國度里面仍然不能自由地遷移，那么中國的比較優勢，即年富力強和不憚辛苦的勞動力將會逐漸萎縮，產業結構升級將無從談起。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一個沒有為未來做好準備的國家將會發現自己的人民勞碌一生，仍然是在艱辛和勞累中討生活的命運。

    經濟增長對公民福利的提高其實是間接的，因為增長率的提高未必意味著就業機會的增加，也不一定會帶來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增加對公共產品的投資，將切實而有效地提升居民的福利水平。但是，和為了促進經濟增長而實行的改革相比，為了提供公共產品需要的改革反而可能更加困難。

    有的改革，成本近在眼前，但收益卻在遙遠的未來。比如，加強對環境污染的治理，馬上會影響到當地的GDP和就業，地方政府首先就不愿意，當地的居民可能也會有意見。可是，環境保護是惠及子孫的政策，而對環境的破壞有時候是不可恢復的。對教育和公共衛生的投資也有同樣的問題。對非熟練勞動力的培訓，怎么看都不是一個緊迫的問題，但是其影響是深遠的。除了在經濟上會制約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社會和政治的演變也有影響：對非熟練勞動力是否和如何培訓，會影響到非熟練勞動力和熟練勞動力之間的收入差距，也會影響到這兩個社會集團的政治動員形式，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的收入遠遠落在熟練勞動力的后面，如果非熟練勞動力缺乏工會將其組織起來并提供一個表達其利益的渠道，他們就會變得絕望而動蕩，到那時，一根小小的火柴都可能點燃社會不滿的烈焰。

    有的改革，之所以難以推進，難就難在政府自己。有的政府部門已經和特定利益集團的利益緊密聯系。主管部門和所管理的行業之間容易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于是，政府就會被特殊利益集團“俘虜”。建設部可能會更同情房地產商，衛生部可能會更反對醫藥改革。有時候，政府部門會更傾向于利益集團中的利益集團。證監會的管轄范圍涵蓋了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但是，它可能會更偏向于股票市場；體育總局可能會更偏向于競技體育，甚至是競技體育中的特定項目。有時候，政府部門自己就是特殊利益集團。過多的管制帶來了尋租的機會。尋租就是有意地制造稀缺。山西公路上繁忙而“超載”的貨車是一個壯觀的現象，但是，為什么會有這么多的貨車呢？因為鐵路的投資不足。為什么鐵路的投資不足呢？因為鐵道部不僅負責對鐵路的監管，而且它直接決定對鐵路的投資和運營。鐵路投資不足使得貨運緊張，但是鐵路工作人員卻從中獲得了尋租的機會。

    即使困難重重，新的改革也必須加速推進。因為，為公共產品投資，說到底是為自己的人民投資，是為和諧社會投資，是為中國的持續發展和長治久安投資。

  （何帆，博士后，經濟學家。）

    7月7日，在信陽市恭聽了建業集團董事長的精辟演說，感受頗多。對我影響最深的是建業的省域化發展戰略。通過斷斷續續的理解，我對建業這個方略談點認識。

    第一，省域化發展戰略具有科學性。
    建業的省域化發展戰略最大的特點就是簡單、適用。胡葆森先生有一個口頭禪：“大道至簡。”這個“道”，主要是做事業做人的道理乃至真理，一個能夠適用、實用、長用的戰略，那“道”的內涵是很深的。
    這個戰略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獨辟蹊徑。省域化發展戰略是一種“道”，既跟進時代、順勢而為，又具有“不二法則”的創新性發散性思維模式。最能體現科學內涵的是它符合國情、省情、市情、縣情。
    河南是內陸省份，農業的比重大，工業化起步慢半拍，經濟社會事業發展要素不全，中小城市城鎮化率低一些。而和城市化關聯度較為緊密的房地產業在省會大城市發展提速，而在中小城市以及小城鎮發展相對緩慢，有些還是空白。為此，省委省政府及時提出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房地產應先“化”。在這種情勢下，建業與省委省政府的大政方針同謀，以政府和社會的需要為企業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制定了省域化發展戰略，立足省會，輻射市縣以及小城鎮，將自己的精益化經營城市的理念和品牌覆蓋全省，義無反顧地擔負起推進河南城市化進程的歷史使命。

    第二，省域化發展戰略體現了民本性。
    “根植中原，造福百姓”、“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等戰略內涵，是建業決策者從平民的視角思考民生的深層問題。“懷揣‘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熱切理想”，是一種質樸的可愛又可敬的平民情感、平民色彩，也是一種中原情緒、民本情緒、黃土情結、“根”文化情結。
    關于社會責任，建業的高層決策者胡葆森曾這樣表述過：作為一個企業家，如果對我們這個民族不負責任，對我們這個國家不負責任，對我們這個社會不負責任，不僅人民不答應，我們頭頂的藍天和腳下的大地也不會答應。
    據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結果，我國近年來進入城鎮的居民已成為城市人口的主體，其中農民工比重占新進入城市人口的大頭，從事三產的農民工占城鎮人口的一半。這么大的一個群體，他們中許多人雖在城鎮工作多年，由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商品房開發不足，進入城鎮的人口特別是農民工群體無法在城鎮安居，他們長期靠租著低檔的房子，皺著眉頭生活，不利于個人發展，也不利于城市發展。政府雖制定了“進得城來”的好政策，還要有“留得住”的條件，而住宅就是他們安居樂業的基本條件。

    第三，省域化發展戰略體現了正確的策略性。
    省域化戰略在具體操作運營上，自上而下，先大城市，中等城市，再及縣級城市和重點鄉鎮四個梯次推進，符合房地產改革開放的時序，又考慮到了城鎮居民的承受能力，是實事求是的策略選擇。
    推進省會以下城市及小城鎮的城市化進程，發展的空間很大很廣，是一個大系統工程，是一塊大蛋糕。怎樣吃這塊大蛋糕？一口吞下去，會噎死，也吞不下；一人吞下去，塊頭再大，也會撐死的。為此，省域化戰略定位的基本方向是向下，向下，再向下；做大，做大，再做大。有了清晰的定位，然后就是循序漸進，龍頭企業率先帶動，由建業這樣河南的地產標志性企業和成熟型企業擔綱，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兒。
    自上而下，梯次發展，向下走，才是坦途。值得指出的是，向下走，不是做小，而是做大。向下，不是“小下”，而是伸展，是展開羽翼向四面八方擴張。從建業的實踐看，前幾年發展速度幾乎是成倍增長，還有的年份翻番。2006年增幅雖少些也達50％以上。事實證明，建業是一個發展中的巨人。

    第四，省域化發展戰略體現了品牌成熟性。
    大凡著名品牌都是情感的、文化的、輻射的，又是規模經濟的。隨著省域化戰略四個梯次的產業合理布局，一個特色明顯、優勢突出、結構合理的品牌地產格局已經基本形成，實現了裂變式發展和有序擴張。日益凸現的品牌價值，使建業挺起了中原地產業的“龍骨”。
    同一個知名品牌延伸發展，避免了虛假欺詐、投機炒作等信息不對稱行為的發生，品牌形象、品牌信用度得到進一步提升，人們認識到建業品牌價值的含金量是物有所值或物有超值；這個品牌要長期融入當地城市的發展，不是撈一把就走的投機商人，購買建業品牌不僅是買房子，還是一種知名品牌締造的健康時尚人文的生活方式，購買的還是一種“放心”——對品質、安全、文化教育生活的放心，從而使建業品牌深入人心，贏得良好的口碑。
    隨著優勢品牌的嫁接和先進理念的輸入，不僅加快了品牌自身發展，也加速了當地城市經濟群體的發展，建業和它的掌門人胡葆森還成為河南新豫商的代言人之一，并以河南經濟群體話語權的形象佇立在世人面前。
 
    第五，省域化發展戰略體現了發展的差異性。
    現在國內各地發展經濟的模式很多。比如，溫州模式、深圳模式、浦東模式、京津模式，等等。
    民間有句話說得好：“三里不同俗，十里不同腔。”所具備的地域條件不同，必然造成經濟發展的差異。由于沿海與內地，東、中、西部之間自然資源、社會資源、人文資源等都有很大不同，地區差異決定了這個地區發展經濟的差異。
    基于對河南地處中國腹地中原，長期農業文明造成河南的城市化率低的考慮，又基于對省委省政府關于加快中原崛起和城市一體化發展方針的理解，他們抓住機遇，搶得先機，堅定地走省域化發展道路，很快化政策為先進生產力，在全省進行有層次有特色的產業化布局，實行與別的地區和別的企業不同的差異化發展、補位和錯位發展。差異化和補位、錯位發展，避免了同質化的低層次競爭，有利于企業做大做強做久，從而實現地產發展模式的首創和持續創新。
 
    第六，省域化發展戰略對河南經濟社會和諧發展具有較強的拉動性。
    由于戰略目標的高遠，以“專業化領袖型區域品牌地產”作為經營城市的目標，該戰略在實施過程中實行以我為主導，集成多方優勢資源，本土共享共贏的產業運營方式有利于提升這座城市的整體建設水平，有利于政府集聚更多的稅收等項資金加快城市經濟發展，地產業關聯度高，有利于帶動諸多相關發展，提升經濟景氣。同時，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的聚變，又增強了這座城市的魅力。
 
    第七，省域化發展戰略體現了發展的專注性。
    為什么建業在市場低迷或市場需求旺些的情勢下都能脫穎而出，保持著高速的增長？是什么令他們在無邊的市場競爭海洋里識得水性，游弋自如？是什么令他們在同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的情況下，保持著明顯的優勢？答案的關鍵詞應是“專注”。
    建業是在中原乃至中國地產市場上拔得頭籌的企業之一，當他們賺得第一桶金的時候，不少企業都離開本土到異地發展。當時，業界有人勸建業董事長胡葆森進入穗、港、京、滬等大城市博弈，但胡葆森“三思而不行”，還是難以割舍中原這塊文化厚土，而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在中原的大、中、小城市發展，并把無關專業的公司業務轉讓出去，專注于主業，專注于核心產品，專注于地產本土化品牌。他篤信“本土的才是世界的”，“專注的才是美好的”。
    胡葆森說，一個人嘴里同時吃饅頭又吃油條又喝豆漿，肯定會噎死，一只手拿兩支筆或三支筆寫字肯定寫不好。這個比方道出了簡單的專注理論。
 
    第八，省域化發展戰略具有較高的思想性。
    省域化發展戰略對地產經濟課題想得很深、很遠。既想到國家和政府層面，又想到普通百姓和城鎮居民層面；既想到本企業的發展和自律，又想到整個行業的發展和自律；既想到現實的一面，又想到未來發展的一面；既想到本行業發展的一面，又想到社會事業發展的一面……總之，省域化發展戰略，這是一個從現實的視角思考未來、從未來的視角把握現實的思想果實。
    沒有思想，不成事業。由此看，戰略決策者是站在巔峰上的一個思想者。只不過他們的抱負與思想，不是全靠紙質的大部頭印刷品傳遞的，而是通過宏大的事業去書寫的；是一幢幢傲視蒼穹的史詩般的建設作品和一份份人性化的對社會無私回報砌就了思想根基。這也應了胡葆森先生說過的頗有詩意的一句話：“揉著心上的繭子哭了，撫著手上的繭子笑了。”
    是的，做個思想者是痛苦的，而思想孕育出來的新鮮果實又是讓人愉悅的。
    難怪，中國地產界領軍人物萬科的王石曾這樣評述省域化戰略：“這種省域化發展戰略對全國的中小房地產業具有推廣價值，建業的這種探索，其意義上其實遠遠超越河南這一地域。”這個評價無疑是中肯的。
    實際上，省域化戰略是迄今為止我國地產理論與實踐的一次創新，為河南地產界乃至全國地產界提供了一個可供思考借鑒的有價值的發展范本。它也奠定了建業和胡葆森先生在中原地產界的儒帥地位和地產領袖地位，而且當之無愧地成為河南經濟界新豫商群體的精神領袖。
    思想內涵豐富的胡葆森還成長為中國地產界“三君子”之一。
    他和建業人書寫了“化房為詩”、“化房為歌”的絢麗樂章。
    思想成就了一個高度！

（關登海，原《河南經濟報》副總編輯，高級編輯，河南省經濟學會理事。）

    各路開發商在國內二三線城市安營扎寨、大肆擴張，如今已經蔚然成風，見慣不怪，但作為一種引起業界普遍關注和談論的“現象”，不過是最近三四年的事情。
    自2004年起，針對國內經濟過熱狀況，中央政府連續三年實施宏觀調控政策，地產業首當其沖，上海等樓市高燒的一線發達城市泡沫受到擠壓，迫使更多開發商和投資者轉而關注二三線城市的投資機會，調整布局，分散風險，這也導致了后者樓價和地價出現明顯上升勢頭。加上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經濟水平相對滯后的中西部城市政府，普遍存在著招商引資、盡快趕超的強烈躁動，里應外合之下，就促成了今日蔚為壯觀的局面。

    港資領銜第一波攻擊
    實際上，早在2004年之前，二三線城市的地產開發潮就已初露端倪，率先發難的主要有兩股勢力，都來自中國南方：一股是以萬科為代表的全國性開發商，另一股就是港資地產財團。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參與過20世紀90年代中前期那一輪全國擴張，新鴻基、“長和系”（長江實業與和記黃埔）、恒基、新世界等港資大鱷在那一輪擴張中不僅大舉投資京滬穗，重慶、武漢、沈陽之類內地城市也留下了其足跡，而萬科更一度進入十四五個城市，其中自然不乏二三線城市。
    眾所周知，那一輪熱潮以開發商的集體潰退而告終，個中原因毋庸贅言，但它們積累的經驗和打造的根基，對10年后的第二輪擴張大有裨益。
    引入華潤集團作為大股東重整旗鼓后，萬科在2003年正式提出所謂“3＋X全國戰略”，即以珠三角、長三角與環渤海為發展重心，以中西部若干中心城市為輔助。這一布局模式為后來志在全國的房企所爭相模仿。幾年之間，萬科不僅收復了失地，還將開發網絡鋪展到20余個城市。
    而港資財團此番卷土重來，除了陸續啟動京滬穗擱置多年的項目外，更多精力放在中西部。這一策略，與這些財團早年在香港發家時屢試不爽的“逢低吸納、逢高拋售”的招數一脈相承，他們看準隨著國內一線城市樓價飆升，市區可開發土地資源日漸稀缺，政策調整風險日增，而此時中西部城市樓價地價都較低，升值潛力可觀，正是大手筆入貨的好時機。與資金鏈普遍緊張、依賴快速滾動開發的國內房企相比，財力雄厚的港資更有底氣“囤積居奇”。
    僅2005年一年，武漢及成都市區五幅公開出讓總價少則10余億元、多則30余億元的“地王”，有四幅落入和黃、瑞安、信和、中海（母公司中海發展為香港上市的紅籌中資股）等港資囊中，還有一幅為世茂拿下，后者2006年在香港上市。據不完全統計，表現最為活躍的“長和系”過去數年國內圈地投入總資金額不下數百億元，其新增項目大多位于二三線城市。
今年以來，恒基、恒隆、太古等一度對內地拓展持謹慎態度的港資，也紛紛高調宣布龐大的內地投資計劃，牽涉金額至少上百億元，其目標同樣直指二三線城市。

    民營房企成中堅力量
    隨著宏觀調控力度加大，一線城市地產市場出現波動，向二三線城市滲透的第二波攻擊逐漸形成。這一次廣州龍頭房企合生、富力及深圳金地為主體的粵系房企，以及復地、世茂、綠城等為核心的浙滬開發商集團成為主力軍。
    與萬科有所不同的是，這些房企大多為民營開發商，且長期埋頭本區域開發，并無全國戰略布局的經驗和基礎，但靈活快速的決策、果斷進取的勇氣及豐富的實戰磨練，又是其顯著優勢，同時他們還大都先后成功赴港上市，獲得境外融資平臺，足以支持其高速擴張戰略。
    這些區域房企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先跳出本地，向京滬等焦點市場進軍，短期內打響全國品牌知名度，再利用輻射效應，擴散到更多目標城市。其典型案例之一，是2002年首次進京的富力斥資32億元拍下北京廣渠門地塊，引起轟動效應，再開發富力城一炮而紅，經過數年努力開發多個項目得到京城業界和市場認可后，再近取天津，西入西安、成都，今年上半年更公布百億華東拿地的計劃，大有一發不可收之勢。
    當然，近期才加入這一波攻擊的雅居樂、碧桂園等廣東開發商，則采取了“農村包圍城市”的策略，一開始就從二三線城市下手，這與他們更擅長動輒數千畝的郊區大盤開發的傳統有關，畢竟土地稀缺而管理較嚴的一線城市，難以為他們提供足夠大的舞臺。同時他們在大本營珠三角地區的眾多中小城市里已耕耘多年，對此類市場的把握可謂駕輕就熟。
    除了以上雄心勃勃全國布局的知名開發商外，一線城市或沿海省市中的部分中小型房企，也正在伺機向內地二三線城市滲透。他們并無全國擴張的野心和實力，外出投資更多是因為本地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少數龍頭開發商實際上壟斷了大部分出讓的土地，而內地城市較低的地價門檻和可以預見的樓價上升空間，吸引力非常大。依靠相對先進的開發理念和成熟市場的經驗，他們能以“外來和尚”的身份，在內地城市做得風生水起。
    這些悶頭發財的中小開發商，盡管遠不如大鱷們那么引人注目，卻為數眾多，對推動二三線城市樓市升溫的作用不可忽視。

    國企集團后勁十足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京滬若干國有背景的大型地產集團也有跳出“圍城”向外擴張的跡象。
    今年7月底，長沙新河三角洲“地王”拍出92億元天價，創國內單幅地價拍賣最高紀錄，得主北辰實業是北京市屬國企集團，號稱“亞運村地主”，這是第一次在北京以外參與投資。北京另一知名國企金融街控股參加了該地塊的爭奪，該公司在天津和重慶也正在開發新項目。
    正在加緊地產業務重組的上海市政府直屬企業的上海實業集團，據說土地儲備（包括參與土地一級開發的）高達500平方公里，其中不少分布在內地城市，另一家大型國企綠地集團，去年以來先后在太原、沈陽、牡丹江等地與當地政府合作，參與開發多個占地從數平方公里到數十平方公里不等的大規模項目。
    此前這些國字號企業按兵不動，其深層原因之一，是他們擁有本地雄厚的政府資源和大量廉價土地儲備，京滬樓市容量又足夠龐大，生存和發展的壓力并不太明顯，而且國企內部管理和決策相對保守、捕捉市場機會的敏感度不足，也影響了其擴張的意愿和動力。
    顯然其決策班子已逐步意識到，隨著房地產業市場化進程加快，僅依賴政府支持壟斷優質土地等資源，并非企業發展長久之計，必然要調整戰略，主動向更廣闊的市場出擊。與此同時，若干長期參與房地產開發的央企集團，出于確保地產開發作為主營業務等目的，近來也正在全國范圍內積極圈占項目，擴大地盤。
    對二三線城市的第三波攻擊，無疑將由上述國資集團共同發起，一旦這些先天資源優勢和綜合實力都超過民企新銳們的國企大佬全面發力，其爆發出來的能量，或許會讓業界大吃一驚。

（譚洪安，《中國經營報》編輯記者。）

    全球股市暴跌10%～20%，中國股市無動于衷，不斷創出新高來。全球樓市因美國的次級按揭震動而出現高位回落，中國的房地產價格則繼續上漲。兩個最需要資金支撐的市場，中國都表現出無與倫比的強勢來。股票，可以在泡沫之上再加泡沫；房價，可以在高位之后再見高位。無論你承認與否，中國的錢，真的是太多了。
    為什么我們好像突然之間有了那么多的錢？錢從哪里來？我認為，中國流動性過剩的源泉來自五大領域。
    第一，突然冒出的1000萬億元的土地定價。
    在中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系中，土地是國有資產，是無償劃撥，不需要定價的。但是，當我們逐漸進入市場經濟后，外商教會了我們，讓我們知道土地是有價值的。1990年之前，外商來中國投資，土地的價格都是象征性的，根本就沒有足額收取土地轉讓金、土地使用費。為了吸引外資，很多土地幾乎就是白送的。1992年，鄧公南巡后，市場經濟的閥門突然打開，人們的視野變得開闊。土地成片開發、土地批租等概念從海南和深圳向內地延伸，土地的價值逐漸被認識，土地的價格也正是從那時候開始逐漸明朗化。到上海浦東開發的時候，土地已經變成了十分緊張的稀缺資源。從這個角度看，似乎應該感謝1993年～1994年的經濟泡沫，人們見識了海南、北海等地的土地價格泡沫，各地政府逐漸認識到了土地的價值。
于是，到2007年8月，上海黃浦區163街坊地塊13700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權，政府掛牌拍賣的起拍價17.18億元，相當于每平方米12.5萬元。業內人士估計，最終成交價預計將超過20億元，相當于每平方米14.6萬元，也相當于每畝1億元左右。每畝1億元，是一個什么概念？相當于每平方公里1460億元！上海市土地總面積6340平方公里，其中市區面積610平方公里。如果市區土地都按照每平方公里1460億元計算，則上海的土地價值將達到90萬億元。非市區土地如果按照百分之一算，則價值也接近10萬億元，上海市的土地總價值將超過100萬億元。就算這個數字夸張了，再去掉80%的折扣，就算只有上述估計數字的20%，我想，上海市土地價值20萬億元人民幣總該沒有人懷疑了吧？而當前，上海的GDP總量剛剛突破1萬億元。全中國的經濟總量也才剛剛超過20萬億元。
    上海土地價值20萬億元，全中國所有的城市和農村，我們估計1000萬億元，多不多？一點也不多！近1000萬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算1億元，每平方米100元，多嗎？真的不多啊。可是啊，我們這1000萬億元的資產，以前是不在賬面上的，這完全是多出來的資產、多出來的財富。
    確實，這1000萬億元，并非都能賣掉的。目前，全國每年土地拍賣所得大約1萬億元，按照這個速度，70年我們也就賣100萬億左右，相當于全國土地總面積的百分之十。但是，70年后，所有的土地都是國家的，我們還可以賣呢。因此，中國的土地，在政府手里，已經變成無價之寶，變成難以想象的巨量財富的源泉，這也就成為流動性泛濫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來源。

    第二，突然冒出的20萬億元房地產定價。
    在土地逐漸變得有價值的同時，中國老百姓手里的房子也突然變得值錢了，而且這個數字極其龐大。
    正如前面所說，市場經濟時代，所有的房子都是國家的，老百姓只不過是暫時居住在里面而已。政府建造房屋的巨大開支早已按照一般資產處理，并且按照50年或30年的年限進行資產折舊。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你住的房子，如果原來是國家花10萬元造的，經過40年，這個房子的實際價值就只有2萬元了，如果你要買，可以的，2萬元賣給你。
     不要笑話，這正是中國最早房改時的真實寫照。絕大多數公務人員和國有企業職工以極其低廉的價格把自己居住的房屋買下來。但是，僅僅過了幾年，大家就發現那房屋的價格不是2萬元，而是10萬元、20萬元，甚至100萬元！對國家來說，原來的2萬元成本早已收回，經過10年攤銷，這筆投資可以銷賬了，就是說，國家賬面上，這個房子的價值是0。但是，如果房主要賣房子，突然憑空得到了100萬元。這個100萬元，就是多出來的財富，與政府土地一樣，是憑空得來的。由此構成了流動性泛濫的另一個主要原因。
    那么，這個流動性的規模有多大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年度統計公報，2006年底，中國城鎮人口5.77億。而按照建設部公布的“2005年城鎮房屋概況統計公報”顯示，2005年我國（不含港澳臺）城鎮居民人均住宅建筑面積升至26.11平方米。由此推算，中國城鎮居民的住房總面積150億平方米。央行的統計數據則顯示，2007年上半年，全國竣工房屋1.5億平方米，全年預計3億平方米。過去10年，假設新造商品房20億平方米（年均2億平方米），則城鎮居民原來在房改前的居住總面積大約130億平方米。現在，我們對這130億平方米的房屋進行估值，假設按照每平方米平均2000元計算，則房屋的總價值是26萬億元。如果原來的成本是6萬億元，則憑空多出來了20萬億元房屋價值，這個20萬億元，就是憑空新增流動資產。
所以，在突然多出來的房地產市值中，總量20萬億元，即便只有四分之一參與流通，所帶來的流動性泛濫也有5萬億元。

    第三，突然漲起來的股市和房屋價格。
    最近兩年，股市從2005年6月的1000點起步，已超過5000點，給社會增加了多少財富呢？至少4萬億元。證監會網站公布的數據顯示，2005年3月開始，股市的流通市值低于1.1萬億元，一直到2005年12月，持續時間長達10個月，包括A股和B股在內的股市流通市值最低0.98萬億元（7月），最高10.99萬億元（3月），平均1.06萬億元。我們由此以1萬億元作為起點，在股市上漲4倍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流通市值肯定增加4萬億元。如果再考慮新股帶來的因素，應該再增加1萬億元，合計5萬億元。什么概念呢？就是兩年時間，我們的股市“創造”了5萬億元的虛擬財富！如今，兩市流通市值已經突破7萬億元。按照流通限制的規定，到2008年底，流通市值總量將肯定突破10萬億元，每年創造的流動性財富超過3萬億元。這是第三個巨大的流動性泛濫的來源。
    不只是如此，隨著房價的節節攀升，最近10年新造的20億平方米商品房，如果每平方米平均升值2500元（上海有房屋每平方米升值3萬元，有的幾千元，但全國平均，算2500元，應該不算高），則新增加財富5萬億元。
    股市增加了5萬億元，房屋增加了5萬億元，如果再加上字畫等收藏品，則民間資產升值10萬億元應該不算過分。其中的20%游動出來，就高達2萬億元。誰能對這個力量無動于衷呢？普洱茶能在兩年內漲10倍甚至100倍，字畫價格能在幾年內漲10倍，蘭花的價格能達到100萬元一株，不都是游資沖動造成的嗎？
    問題是，如果股市繼續漲下去，如果2008年奧運會前股市再漲一倍，則股市創造的新的流通財富將很可能一年之內達到10萬億，這才是最可怕的一股力量！

    第四，突然開始的貨幣升值。
    目前，中國每年的貿易順差2000億～3000億美元，大約相當于2萬億元人民幣。憑什么冒出這么多的貿易順差？國內有機構研究指出，人民幣匯率逐漸升值以來，民營企業出口的利潤率逐漸下降。這個好理解，國外訂單價格沒變，但人民幣升值了，利潤率自然就壓縮了。但是，與此同時，所有外資企業的利潤率居然都在上升，有的上升幅度還很大。為什么？因為原來外資企業有利潤要交稅，劃不來，所以，外資企業故意在對外銷售的時候降低價格，由此壓縮利潤。現在，人民幣升值的趨勢明朗，很多企業開始把利潤做真實，有的甚至故意把報價提高做出利潤來，由此可以順利實現外資的流入。比如，原來賣1億美元，利潤為0，現在賣1.5億美元，可以多從境外吸收0.5億美元資金，進來換成人民幣，等待未來升值再兌換。如果人民幣升值一倍，則現在的0.5億美元就可以變成1億美元了。
    所以，現在每年的出口1.1萬億美元，進口0.8萬億～0.9萬億美元，其間的差額2000億～3000億美元，有很明顯的境外游資進來套利人民幣的痕跡。央行的數據顯示，至少有1800億美元屬于游資性質。我想這個數據應該并不夸張。如果謹慎一點，每年大約有相當于2萬億元人民幣的外資涌進國內的房地產市場和股市，應該并不過分。這是中國流動性泛濫的又一大來源。

    第五，居民和國家收入的增加。
    老百姓的工資性收入在顯著增加。這一點應該是不爭的事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7052元，全年1.5萬元應該有希望達到。如此，則城鎮居民年總收入將達到8.6萬億元，而王小魯的一則研究還顯示，城鎮居民每年的灰色收入高達4萬億元。可以肯定，這4萬億元灰色收入不是窮人能獲得的，都是富人才擁有的，他們也缺乏消費積極性，卻更具投資積極性。如果城鎮居民收入的25%用于投資，每年就超過2萬億元，加上灰色收入的一部分，全年居民收入的投資性流量就超過5萬億元。
    所以，與美國和我國香港的資產狀況不同的是，中國的資產泡沫很可能通過高位的橫向整理消化掉，然后再不斷創造出新的泡沫來，一直到資產帶來的流動性泛濫發生根本性逆轉。而這個時間，看來顯然要大大后移了。

   （揚韜，經濟學博士，職業投資家。）

    歷70余年而依然楚楚動人的包豪斯校舍，范斯沃斯宅女主人同建筑大師米斯的愛恨情仇，現代主義建筑的推動因素……8月11日再次來到建業的王受之教授，如舊帶來了豐盛的建筑知識大餐，更為令人驚喜的是，他在授課時靈動的手繪講稿，清晰而又有著一種簡約的美，擷之以共享！
    一、 現代主義建筑從何而來？
    現代主義建筑的產生主要受以下幾大因素的推動：
    首先，工業化、城市化的推進培養了龐大的中產階級，他們已占到城市總人口的60%到70%，從而帶動了城市的多元化及功能多樣化。
    其次，就建筑材料看，工業化使鋼鐵、水泥及平板玻璃的大量運用成為可能，取代了木、石、磚等古典建筑時代的原材料，使現代主義建筑的基本符號得以確立。
    再次，在技術層面，現代建筑多用框架結構，使墻體脫離承重的位置，從而擴大了窗戶的面積，使窗戶成為組成外觀形態的重要部分。由承重墻向幕墻的轉變使大面積的外立面設計有了更為廣泛的選擇。
    最后，從審美角度看，現代主義建筑提倡的核心理念：“功能+技術=形式”，“結構即是美”，“簡單就是美”等深入人心，取代了古典建筑的審美價值觀。

    二、現代主義建筑試驗田——包豪斯。
    1919年，德國建筑師格羅皮烏斯擔任包豪斯校長。在他的主持下，包豪斯在20年代成為歐洲最激進的藝術和建筑中心之一，推動了建筑革新運動。
    包豪斯學派為世界留下的最珍貴禮物就是位于德騷的包豪斯校舍。這所始建于20世紀20年代的經典至今仍保存完美，宛若新建。它的建筑設計及容納其中的經典家具——馬謝·布魯爾的“瓦西里椅子”，瑪格麗特·布朗特設計的臺燈，無不體現了現代主義設計單純、簡潔、以幾何造型為主又極具功能化、理性化的風格。同時，包豪斯也因其所提倡和實踐的理念而成為現代主義設計的搖籃，從而對20世紀的設計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

    三、米斯的范斯沃斯住宅。
    米斯·凡德洛（也譯為密斯·凡德洛）是現代主義建筑發展早期的大家，他的影響在1947年到1958年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他在這個時期設計的國際主義風格完整體現了他的設計思想，并且影響了世界的建筑發展。
    在他為數不多的獨棟住宅設計中，最為突出的是范斯沃斯住宅（上圖中）。這個建筑把減少主義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它幾乎完全是一個長方形的玻璃盒子，內部僅僅設計了一個小小的封閉的服務中心。一共8根鋼柱支持整個建 筑，巨大的玻璃幕墻，使外面看建筑時完全可以一覽無余。
    米斯給現代主義留下的另一個經典代表就是巴塞羅那椅子（上圖左下），這種專為1929年巴塞羅那世博會德國館設計的鋼結構椅子，使米斯一舉成為世界級設計大師，而德國館的設計本身也是米斯設計生涯的重要轉折點和里程碑。

    四、勒·科布西艾的城市規劃思想。
    雖然因大量使用清水混凝土而被戲稱為“粗野派”，勒·科布西艾（通譯為勒·柯布西耶）卻有著現代建筑大師中最為卓越的世界級影響力。
    科布西艾非凡的建筑設計成就自然是不容忽視的。他的設計方案大量采用廉價的混凝土，要說“酷”，其實科布西艾的“酷”更為徹底，他根本不修飾混凝土表面木板模具的痕跡，完全表現澆注的過程，看他名作朗香教堂，就是很好的例子。
    科布西艾影響力的另一個重要構成來自于他對城市規劃的獨到見解。在城市規劃上，科布西艾主張整個城市應當如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機械一樣精致、周密，同時也考慮到現代社會的需求和特點。一個典型的科布西艾式城市應當包含有高層建筑的商業市中心、環繞在市中心的郊區住宅、復雜的高速公路網（見右圖）。他的城市規劃的核心價值是功能性的統一和多元化雙方面的結合。他的構思，在20世紀后半葉的城市規劃中被大規模地沿用。而勒·科布西艾也憑此成為現代城市規劃和與之配套的現代建筑的最重要奠基人之一。

（本文所用素材選自8月13日王受之教授建業集團講座內容，更多現代主義建筑品鑒知識請參閱王教授《縱情現代》一書。）

    閱讀一座城市，理解它的市民生活，所需要做的一定不僅是徜徉其中左右顧盼那么簡單。“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于君指上聽?”蘇軾的這首詠琴詩，正好可以揭示開封所代表的一種奇境，不懂它的始終難解此城精妙，懂它的卻已悟出人與城的琴瑟合鳴。不是每個人都能去享受這個古城的，的確，讀懂開封這個舊貴族，讀懂破落街道上佇立著華貴氣派的包公祠那種突兀與和諧；讀懂龍亭湖畔晨練老者出脫的神定氣閑；讀懂向你講述“水系工程”時開封人那慢條斯理的語調中暗含的喜悅與期待，這需要浩大的歷史語境及想象共同體的對接。

    皇城根下，包袱抑或財產？
    “城在釜底，仰視黃流，其地最可稱患。”開封城墻作為開封的“脊梁”，在歷史上曾負擔著無可比擬的拱衛效果，時光荏苒，如今的它則承載著宋都復興的歷史重任。初秋時分，青黑色的城墻矗立在藍天白云下尤顯雄壯，而搖曳其上的萋萋野草，更平添了些許的滄桑。再沒有比厚重結實的墻體更能為人帶來思接千古的集中體驗。 想想看，“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王安石在這城內高談闊論、雷厲風行實行他的變法主張；著名文學家蘇東坡見這城內城外柳絮飄飛，脫口吟出“似花還似飛花，也無人惜從教墜”的名句；宮廷畫家張擇端以這城墻內外的瑰麗風光為背景，描摹了千年不朽的《清明上河圖》。
    其實，巍峨城墻，圍起來的不僅是滿城風光，更凝聚了開封居民“古都人”的精氣神。“開封人的貴族氣質濃郁，雖然開封沒落了，但是皇城根思想很重。”《汴梁晚報》原副總編金聚泰的這句話曾廣為流傳。七朝古都的輝煌歲月，給開封人留下了豐厚的文化遺產，也讓世世代代的開封人，濡染了濃厚的文化氣息。如今的開封市僅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就有160多人，這比外地幾個省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
    “開封是根皮筋，一扯就是一段故事。”厚重的文化底蘊和歷史遺跡，讓開封人津津樂道，但由此滋生的“皇城根”思想，也讓開封人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 在中原大地近年轟轟烈烈的發展大潮中，古城開封的衰弱和失語，莫不要歸因于此。過于安守及自滿的心態，使開封城一直缺乏足以攪動資金、市場的“鯰魚”。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院長耿明齋研究發現：開封人口增長一直依靠自然的繁衍進行，而來自外地的移民幾乎沒有。“這樣的結構，就很容易使得開封人固有的小生產意識根深蒂固，在很少得到外界思想和觀念的沖擊下，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這應該是開封人觀念落后的最深層次的原因。”
    “背靠一條黃河，腳踏一個宋代，開封就像一位已不顯赫的貴族，眉眼間仍然器宇非凡。”這是余秋雨的判斷。但一味地沉浸在逝去的歷史中，把深厚的文化底蘊滋生成皇城根思想，這對開封的發展是一種傷害。

    市井，喧鬧掩不住的工業饑渴。
    斗雞、斗狗、賞菊；茶館、戲院、胡同里的大小食肆，開封就是這樣一座極富趣味的生活之城。雖然每天都有不計其數的游客自四方涌來，但白天的開封卻總是顯得過于“慢”，過于優哉，不喧囂不緊迫。直到華燈初上，小小的吃食車變戲法似的星羅棋布在廣場上，猶如撒豆成兵般神奇，一個人聲鼎沸熙來攘往的大市場頓時浮現。躋身其中，無所忌憚地饕餮，自在地觥籌交錯，我們以為這才是期待中的汴梁城。
     豐富的市井生活和成熟的城市文化也是大宋對汴梁的饋贈。“比漢唐京邑民庶，十倍其人矣”，北宋時的東京城不但是當時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也是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城。它 的城市建制打破了以前“市坊分離”的形態，并取消了宵禁制度，使得市民生活極大豐富，文藝活動的專門場所也開始形成。當時東京城內最突出的娛樂場所是瓦子勾欄，上演的伎藝有說書、小唱、雜劇傀儡、講史、小說、散樂、舞蹈、影戲、雜技等。《東京夢華錄》曾記：“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余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數千人”，盛況由此可見一斑。
    以市井為定點歷覽開封千年，有許多令人唏噓之處。一樣熱鬧，兩重滋味，大概如此。如果說千年前勾欄瓦舍里的歌舞升平彰顯的是人煙阜盛、京華煙云的盛世歡樂的話，那么今天遍布開封的小吃攤帶有苦澀和無奈的底色，他們多是下崗職工操持的。“小吃走不出開封”，也是這種無奈的一個側影，缺乏現代工商業的支持，開封的風味小吃至今仍停留在小作坊階段，工業化生產及規模經濟，自是可望而不可及。
    旅游之城，美食之城，這些美譽使開封人欣喜但又有不甘。遙想建國之初的50年代，開封曾經是國內工業配套最為齊全的幾座城市之一，工業“五朵金花”（儀表廠、博達集團、電纜廠、內電廠、柴油廠）也曾羨煞旁人。天有不測風云，幾十年一揮間，如今的開封工業竟然瀕臨絕境。“振興工業”，是開封人眾口一詞的呼聲，但在實際操作中，城市的定位、招商引資的環境、承接外來工業與環境保護等一系列的問題也成為開封在“復興”之路上，揮之不去的障礙。

    “傾城計劃”的光榮與夢想。
    “回望大浪淘沙般的歷史長河，你會看到輝煌，特別是某一個城市的輝煌，多么像螢火般轉瞬即逝，也會為這種無常的興替感到震驚。”
    相信《輝煌如過眼煙云》的作者克里斯托夫曾經讓每一個開封人感到刺疼。歷史之河的浪潮興舞有它內在的規律，但挾裹其中的人有誰甘心隨波逐流、束手淹沒。“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如今的開封人，也清晰表現出了時不我待的進取心。 
    2007年3月20日，農歷二月初二，民間俗稱“龍抬頭”。中午12點整，有一行16位身著宋裝的人出現在了開封大街上，他們從四面鐘起程，最終到達龍亭公園，30分鐘的路程因路人圍觀而耗費了近一個小時。這是開封“傾城計劃”的一部分，源自民間的“傾城計劃”共分為三個實現階段，內容除了以主推復古衣物的第一階段外，第二階段為建復古城而對城內建設進行系列改造，第三階段即實現封城、圍城賣票和全民創業。
    “傾城計劃”雖狂熱而恢宏，呼出了開封人意欲重振輝煌的和聲，卻似乎完全沒有走出封城自守的窠臼。自古以來，開封的繁華離不開三個條件:政治的核心地位，經濟的核心地位和文化的核心地位。在地位盡失的現實境遇下，倒是快要進入完整兩個年頭的“鄭汴一體化”，似乎能為開封帶來更多的遐想和機遇。
    春秋時期，鄭莊公出于戰略考慮，在開封修城儲糧，定名為“啟封”，是“啟拓封疆”的意思。后來到了漢朝，為了避漢景帝劉啟之諱，而改名為開封。遺憾的是，“開封”這個和開放之意不謀而合的詞語并沒有像其本意一樣給這座古城帶來一陣陣新風。
    “保證科學技術優勢和健全的經濟制度的重要性”以及“不自滿的精神”，是克里斯托夫對紐約及美國的告誡，其實對開封和中國也有著同樣的意味。努力、充滿干勁以及果敢，這些精神是今天中國重新回到世界最前線的原動力。開封人從來不缺少這種精神，我們所期待的是隨鄭開大道輸入的更多的開放意識。造化弄人，我們不能確定紐約會不會也可能變成哈德森河畔的“開封”，但總相信開封終會成為自己的開封。

    多年以后，當人們重新提及“《讀書》換帥”事件時，他們還會言之鑿鑿地說“這是一個陰謀”嗎？
    “《讀書》換帥”是知識界大多數人意料中的事，但當事人和旁觀者，可能都沒有料想到事件的發生會伴隨著這種雷厲風行的方式，及如此離題萬里的理由。
    7月18日，汪暉接受《南都周刊》記者采訪，毫不掩飾地表達了自己的憤怒，認為這種處理方式“不近人情，也不符合《讀書》雜志的利益”。至于“換帥”真正的原因，他表示“不清楚，也不在意”，但在接下來的話里，汪暉還是給出了自己的看法：“思想討論最終訴諸‘組織解決’。”
    于是，7月22日舉行的《讀書》討論會，充斥著為汪暉、黃平鳴不平，以及緬懷過去十一年《讀書》業績的內容。與之同時，各大報刊開始跟進這一事件，而“天涯論壇”的“《讀書》問題”大論戰則從另一個角度詮釋了這一事件對中國知識界的震蕩。

     一種解讀：“新左”VS自由主義
    在7月22日“《讀書》討論會”上，錢理群有一個很長的帶著沉痛語調的發言。他說：“現在重要的不是猜測換主編背后的真實原因，更重要的是應該從這件事情看到，也許知識界即將失去一個發言和論證的平臺。”
    這是當日會議和之后多篇對汪暉、黃平持同情立場的文字的基調。有人甚至斷言：“這次《讀書》換帥的籌劃和實現，是二十余年來右翼在政治上實力成長的一次收割。”歐陽江河則說：“把純屬個人的趣味問題、操作問題帶到思想的歷史層面里……其惡劣的影響和后果，我覺得從思想史的角度看那會是一個犯罪。”
    而“新自由主義”陣營對這一事件的歡呼，更讓“新左派”方面認定這是一次政府宣傳部門與部分知識分子的合謀，目的是絞殺不同派別的思想陣地。
    盡管“新左派”一方一直不承認《讀書》在汪暉手里變成了他們的同人刊物，但十年來一些熟悉名字的隱沒與另一些名字的日益閃亮，令熟知國內知識界勢力分布的人無法相信《讀書》真的是一個“公共平臺”。事實上，兩大陣營的爭論從未在《讀書》上舉行，自汪暉1997年在《天涯》上的長文《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引發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以來，雙方在外圍有一些零星的對火，如任劍濤、韓毓海的論戰文章。但兩大陣營的全面對立，始料未及地由1999年的“長江讀書獎”引發。
    “長江讀書獎”事件表面看來是對“程序正義”的質疑與反質疑，內里卻摻雜著極強的個人意氣與門戶之見。從那以后，“新自由主義”與“新左派”的論爭進入了背靠背的階段，漸行漸遠，勢若水火。學術上的交鋒比較少，姿態性的發言比較多，私人感情好像更是一天天壞下去。
    十年以來，道術已裂。而《讀書》似乎成了這十年的一道符碼、一個見證。

    解讀之二：“好讀”PK“不好讀”
    李澤厚說：“總有股勢力推著汪暉下臺。”有多少人相信這股勢力來自“新自由主義”？更多的人看到的是范用、沈昌文等老輩編輯對汪暉、黃平版《讀書》的責難和眾多讀者的離棄。
    據說有人將十年來《讀書》的問題歸納為“四宗罪”：“立場偏左、文風矯作、表述西化、問題脫節。”又據說，如果排除政治收編的傳言，《讀書》換帥的最大原因是發行量的嚴重下滑。出于種種考慮，三聯書店沒有公開《讀書》的發行數字，而范用、沈昌文的反對意見中，制度因素與贏利與否不是論據，“不為普通讀書人”、“思想性過強”是他們的主要理由。
    《讀書》要不要“好讀”？問題是《讀書》不是一份普通的新興的刊物，它負載了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許多知識分子的夢想與情懷。毛尖的這段話用來評價十年來的《讀書》，會有很多人不認同，但如果他說的是1979年以來的《讀書》，大概會有更多的共鳴：“我們前后幾代人，都會僅僅因為《讀書》的存在而獲得形而上力量，就像少年時代貼在教室墻上的魯迅，成為我們整個青春期背后的目光。”
    一本能成為幾代人精神寄托的代表性雜志，怎么可以是晦澀難明的呢？無可否認的是，汪暉、黃平執掌《讀書》以來，刊物的學科關注面不斷擴張，但同樣無可否認的是，不管訂數如何，《讀書》在廣義的知識界的影響力在下降。十年前，不只是北京，上海、廣州各大報社人員訂閱雜志中，《讀書》一定名列前茅 ；十年后，前列的雜志可能是《萬象》，可能是《新周刊》，但不太可能是《讀書》。
    十年來，支持《讀書》的人理由大抵相似，不外出于對“新左”立場的不同程度認同，以及對汪氏風格的擁戴；而反對《讀書》的人理由卻大不相同。《新周刊》上的著名描述——一桌人在高談闊論，唯恐人家不知道他們在吃一頓好飯，調侃的是《讀書》的精英姿態；余世存覺得《讀書》完全沒有注意到70年代出生學者的思想與文字……一切只是表明，《讀書》已遠遠偏離了它創刊伊始的讀者定位：喜歡看書，不是做學問的普通人。

    歷史：“索性任他分裂”
    “《讀書》換帥”的反對者與同情者中，都不乏認定此次事件如何重大、將如何影響思想界動向的人。或許如此？但即使事隔多年，回首滄桑，人們是否會達成明晰的共識，為今日之曲直下一定語？我懷疑。
    1920年，關于《新青年》的去向問題，編輯者之間也有過分歧。其中，陳獨秀的主張，在我看來，倒頗合汪暉的思路。陳這樣說：
    “凡是一種雜志，必須是一個人一個團體有一種主張不得不發表，才有發行底必要；若是沒有一定的個人或團體負責任，東拉人做文章，西請人投稿，像這種‘百衲’雜志，實在是沒有辦的必要。”
    1920年，陳獨秀為首的上海編輯部想將《新青年》引向政治化、現實化的“色彩過于鮮明”的道路。對此，北京同人意見不一，但大抵主張保持早期《新青年》注重思想啟蒙與建設的特性，即魯迅所謂“此后只要學術思想藝文的氣息濃厚起來——我所知道的幾個讀者，極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如果做不到，則不如“索性任他分裂”。也就真的分裂了，《新青年》成了上海共產黨中央的機關報，北京另外有了《現代評論》和《語絲》。
    如今《讀書》似乎走著與當年《新青年》相反的路徑，從激進退居保守，從劃一轉向多元。說好說壞其實都沒有太大意義，一份雜志而已。“《讀書》換帥”的意義，在于由此引發的所謂“左”、“右”陣營的再次標識，爭論壁壘可能再度聳峙，更進一步，是經由媒體的聚焦與敘事，公眾對知識界想象的一次重新定型。

（楊早，文學博士，專欄作家，現供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信陽是河南一個特別的城市，不僅是指它與河南大多數城市的地域特征不同，無論長相還是口音，都有了楚文化的影子，比鄰湖北，讓他們對武漢的認同多過了自家省會鄭州，而清秀的山水、精致的生活更讓這個城市有了不同于河南其他城市的氣質。
    “就如這里的早餐居然多是熱干面一樣，生活習慣的差異讓我感覺自己沒法立刻融入信陽。”
    如果說建業的省域化發展戰略中一項明顯的優勢是戰略范圍內的市場與客戶的可比性較高，快速復制的操作性強，那么，“融入當地”的承諾對于信陽團隊而言，無疑有著比其他項目更大的挑戰。
    雖然建業的每一個團隊都各有特點，但是信陽團隊的自我標簽卻更多一些：距離鄭州最遠，城市差異最大，又是合作開發項目，團隊中“老”建業人較少，集團最優美的項目環境要求更高的責任心……每一項都是這個年輕的團隊不得不認真面對的。

    8月11日晚上11點左右，忙碌善后工作的信陽團隊還沉浸在剛剛成功舉行的產品體驗雞尾酒會中，不顯倦意。男士們笑著鬧著搬拆器械，剛換下晚裝的女孩子唧唧喳喳地在一起說笑，彩虹門落下來了，彩燈漸次熄滅，創造美好生活與夢想的這些人，伴著幾只裝飾用的彩色氣球爆破發出的“啪啪”聲就覺得開心無比。這是信陽建業天明團隊第二個全體出動的大活動，這個團隊的凝聚力在看得見地成長。
    活動的慶功宴就在街邊的夜市進行。“張浩，總是來得最早，走得最晚，謝謝你！”總經理許靜像個男士一樣豪爽地招呼大家吃喝，向每個隊友敬酒感謝時，卻像個家長一樣記得住每個人的貢獻。
    趙中環是唯一一個來自合作方天明集團的成員，提起天明集團他會謙虛地說要向建業學習，但是在這個團隊中，他就是一個建業人，看不出任何不同，也和大多數財務人員一樣訥于言而敏于行。
    工程部的闞剛有個難認的姓，卻一點不影響來賣花的小姑娘單單找他買花送給在座的女士們，大家就著啤酒與燒烤一起起哄，儼然一個大家庭。
    “信陽大雨”、“信陽大雨”…… 對今年需要完成項目截轉的團隊而言，今年夏季的天氣預報令工程部同事們不忍卒聽，而次日一早就要出差的工程部楊旸甚至沒有參加慶功宴。
沒有參加慶功宴的還有管理部經理韓迎濤，他為了準備下周項目的公開面市而外出采購去了。第一次認識韓迎濤在2005年最北的項目安陽，他為了項目開盤馬不停蹄地在鄭州與安陽間奔走采購，活動結束后的他在總結會之前蜷在沙發里補覺。
    同樣在2005年認識的銷售部經理楊煥偉從帶著稚氣的大男孩變成了一個成熟的團隊帶領者，雖然一向挑剔的許靜給這次活動打了滿意的分數，完美主義的楊煥偉在那個分數的基礎上又為自己減了十多分。當初在三門峽項目敏感到不容瑕疵的楊煥偉一方面依然對自己和團隊保持著較高要求，一方面努力創造機會給團隊以鼓勵。
“我們怎么招不到這樣的員工？”置業顧問岳紅的一位信陽客戶看到建業人的工作狀態也不禁感慨起來。
    而聊起信陽人，銷售部的姑娘們有更深感觸：“即使他們答應得斬釘截鐵，也決不敢松懈，他們有可能并不那樣做”，“他們相信熟人好辦事，喜歡曲折地找特殊待遇”，“他們看似無動于衷，自己卻開車大老遠地跑去南灣湖的項目工地”……面對信陽客戶，姑娘們覺得有些心里沒底，因為和客戶聯系總要打上一半折扣，她們總要多做些工作。
“但是你和信陽人真正成為朋友，他會很幫你。”楊煥偉最后說。
    2007年8月18日早上8時，信陽森林半島正式面市。有位客戶為了爭奪第一名，提前3天就來到銷售中心等候；8月17日下午，銷售部門前就已排起了近百名客戶的“長龍”。這也應了銷售部副經理盧莉莉的預測。

    2007年1月16日，根據集團戰略發展需要，建業正式啟用新的管理組織架構。此次管理架構變革，建業結合自身的戰略特點以及戰略布局基本完成的階段性要求改變，選擇了當前中國房地產市場上最復雜也是生命力、競爭力最強的操作型管控模式，在此管控模式下建業將之前總部——大區——項目三級管理架構調整為總部——城市公司的兩級管理。更注重對成員企業經營行為的統一與優化、公司整體協調成長、對行業成功因素的集中控制與管理。
    一種狀態和一種精神
    “有史以來肩負的責任最多、最為忙碌、壓力最大的時期。”這是閔閔對目前狀態的一個總結。集團完成管理架構調整的半年來，牽手七大管理中心共同推進工作，決策督促制度基本落地，執行總裁的身份決定了她在變革中不一般的辛苦努力。
    分散在各自的日常工作生活中，對于別人的忙碌和付出，我們總是較難有貼切的感受。集團執行總裁，對一個富有優雅風骨的女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從她的日常行程安排中我們大概可以管窺一斑：數不清的會議，四處奔波的地市現場辦公，不停地溝通、決策、推動、協調，不停地車來車往、不停地飛來飛去，她的忙碌是全集團高速運轉的一個縮影。

    欣慰與煎熬
    “最欣慰制度推行以來，集團七大職能中心較短時間內對目標認識達到一致，從各自職能范圍出發，在戰略上站到統一高度。半年來，總部各部門頂著辛苦與壓力保障了集團各項職能的正常運轉。”
    如果說之前的三級管控模式實現了當時階段戰略迅速布局的話，那么取消大區將決策歸于總部則更注重在全省戰略范圍內統一提高運營效益，此統一就是標準、目標、流程、制度的全方位統一。所以各項職能業務在各自范圍內有效推行的過程中，能夠坦誠、透明地溝通，共同為目標實現而努力無疑是最重要的。
    雖然如此，在半年多來的磨合過程中，制度落地的適應與修正依然是令閔閔最為關注和頭疼的問題：邊界的進一步清晰化，制度的繼續完善調整，專業化環節更優銜接……
    習慣的調整也是這次改革的重要一環，比如項目開發周期前端調研、定位、設計等節奏放緩，雖然無疑將提高項目整體運營質量、縮短項目周期，但對于一個執行總裁而言，這個放緩的過程對她內心的煎熬是大多數人無法感受的。
    項目團隊的成熟與集團統控能力的增強
    7月份以來，以駐馬店公司為代表，幾個城市公司提前半年完成了年度回款任務。面對這樣的好消息，我們欣喜的同時也有質疑。
    “當我思考是否因為集團任務下達得不夠合理的時候，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我們戰略推進以來，項目團隊成熟的一個質變階段。我們應該用更信賴的目光來期待團隊實現重任的能力，更相信項目完全能夠實現質變的成長。”
    自2002年建業開始推行省域化發展戰略至今，經過摸索地市運作模式的第一個階段，年輕的管理人員快速成長的第二階段，在全省地市項目基本布局完成的現在，無疑進入了項目團隊整體成熟的第三階段。對當地市場的把握，團隊之間的融合，管理人員對團隊的領導力、對計劃的把控能力等都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此外，新的管理模式令集團的統控能力大大增強，比如之前在成交比例方面項目之間的差異較大，而今年到目前為止，成交比例方面的數據顯示，項目的同好性得到加強。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在今年得到了很大的體現，并取得了鮮明效果。如之前四個大區各類專業人員通過整合，令集團職能中心團隊的專業力量得到凸顯，尤其在產品設計與營銷方面表現更加突出。
    而5年來集團地市戰略的沉淀，品牌的滲透度、影響力、認可度的提升，是我們多年辛苦的回報。
    “厚積薄發是最恰當的評價。”

    如陀螺般瘋轉的工作節奏，也不曾使閔閔有所懈怠，飽滿的精神和干脆的決斷，似乎與生俱來，她把這些歸功為兩點：天性和投入。天性，固然不可復制，但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發。曾有人戲稱閔閔為“江姐”，喻其正義果敢的性格。這種性格投射在工作上，就是一種雷厲風行勇敢迎接挑戰的態度；而投入，似乎又是閔閔保持樂觀精神狀態的一個法寶。歷經項目公司的摸爬滾打，她對地市公司的員工狀態有著良好的評價：“越艱難就越能表現出建業人身上那種堅忍圖成的精神。地市員工舍小家為大家的精神令所有人都為之感動，團隊的高度榮譽感和凝聚力在他們身上綻放。”這些也許是她對職業精神的理解，當然，也更是對“投入”所做的注腳。

（執筆：鐘慧）

    惺惺相惜
    6月份同《建業》編輯們談話時老胡即已對“村官”李連成的事跡津津樂道。8月25日，集團職業經理人“新長征俱樂部”組織活動來到西辛莊，甫一見面，老胡和李連成借用了西式的擁抱來表達彼此間的尊重。在向下、再向下的戰略發展過程中，建業著重借鑒一切在鹽堿地上耕耘摸索出的真理。尊重李連成，是對他所代表的“大道至簡”的民間智慧的敬重；而欣然擔任西辛莊的發展顧問，老胡延續了對這塊土地一貫的擔當意識和責任感。

    同唱《吃虧歌》
    “當干部就應該能吃虧，能吃虧自然就少是非；當干部就應該肯吃虧，肯吃虧自然就有權威。”李連成報告會的尾聲，參與會議的人士全體起立，共同朗誦這首因豫劇電影《村官李天成》而廣為流傳的《吃虧歌》。“甘于吃虧”和“謙虛”，是李連成做事成功的兩個利器。謙虛，永遠的低姿態，會形成一個感情的洼地，所有的人都會匯聚到那里，所有的人都會幫你。做大后的企業如何保持低姿態，獲得謙虛帶來的好處，的確是個大課題。

    我最閃亮
    平等舞臺，海選賽制，“閃亮之星，閃亮建業”。建業集團員工才藝PK大賽的公告一經發布，即點亮了集團上下員工的表演夢想。漯河公司最為熱情，全體上陣，打響了項目海選的第一炮。漯河公司總經理劉大勇更是不怕“墊場”，第一個登臺深情演繹了“歌神”張學友的《當愛變成習慣》。

    “巨人殺手”
    最佳球隊、最佳教練、最佳球員……8月26日，客場2：1掀翻山東魯能，河南建業隊成為本輪聯賽后多家媒體評獎榜上的“寵兒”。至此，建業隊收獲的14分中有11分是在對陣前6名的球隊中得到的，成為名副其實的“豪門殺手”。當然，欣喜之余，在每場比賽中都能把自己的實力發揮出來，取得更穩定的表現，也成為中原球迷對建業子弟兵的最大希冀。

    服務的聯盟
    8月15日，中國銀行河南省分行與建業集團簽署客戶服務戰略合作協議書，并聯合發行了“長城建業足球中超聯名借記卡”。截至目前，建業會聯盟商家已擴大至30多個行業，共計1000余家（上圖為鄭州市建業會聯盟商家分布圖）。客戶資源的對接共享，不僅可以使彼此的客戶能夠從聯盟中得到更多的服務，也能促進聯盟不同品牌間的客戶流動。服務聯盟的構建，不僅是一種營銷的手段，更是專注提升服務質量的一種態度。

    一、二、三，起！
    “同起同落”中的相互扶持、“信任背摔”中的換位思考和“沖出亞馬遜”項目中的甘當人梯，8月3日，許昌公司全員參加野外拓展。不再有職位專業的分野，大家盡情體驗著集體生活的溫暖、幫助和被幫助的快樂。

正是從他開始，在中國企業家的大舞臺上，出現了豫商的身影，聽到了豫商的聲音。他用他不遺余力的實踐讓更多人感悟到：什么人才是企業家，具備什么品質才能稱得上企業家！
    ——由《河南日報》、洛陽市政府等多家媒體及政府機關組織舉辦的“首屆十大風云豫商”頒獎晚會上，老胡獲得了近乎完美的評價。青少年時居住縣城、“ 上山下鄉”的生活，造就了他對鄉土中國的深刻洞察和濃厚感情；搏擊香港商海、游歷海外，又使他收獲了融合中西、貫通現代傳統的標準和眼界。“心有多大，舞臺就有多大”，建業的企業行為總帶著一種專屬的誠懇、守信，無不源自于這種大氣的心胸。

有一天當我老了，我希望能聽到大家說，老胡在河南這么多年，做了一些事情，對這個時代、這個區域的社會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
    ——“建設者”，是建業人對自己理想狀態的一個描述 ；當然，也是自我的一種期許。建設者從不把自己的事業看得如蓋房子賣房子這般簡單，他們自愿將自己的努力同區域發展、民族振興的時代背景融合協調，致力于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真正統一。

溫暖的一百萬。
    ——8月初的災害性暴雨，提供了一個考驗商風的契機，在8月6日的救災工作會上，建業主動為豫西災民捐助了100萬元。主動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家同商人的區別。有關奉獻與回報，老胡曾舉出過一個生動的例子：“在自然界，那些落葉很少的樹木比如松柏，要比落葉盡數歸根的樹木生長得緩慢得多。”奉獻得越多，回報得也就越多，人同此理，企業生命的律動往往同自然的規律是一致的。

你給我15元，千萬不要給我20元。
    ——完成委托事項的信陽公司禮兵孫衛平拿著過程中產生的面值20元的票據對管理部同事說。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堅持和人的富足水平無關，在某一方面，孫衛平也許更優秀。

半部《論語》治天下，就是靠做人和為人治天下的，建業之所以興旺發達，就是領導的做人和為人方面做得好。
    ——和全家一道看完建業十五周年慶典聯歡會的光盤后，曾經的建業員工王法瑤有感而發。做人有道，興業有望。修齊治平，企業組織行為的特征，往往可以回歸到治理人的修為素養上來。

“讓河南人民都住上好房子”這個提法，大氣、穩重，非常符合建業的品牌特點。
    ——“在營銷中，返璞歸真最重要，會成為未來四五年內的發展趨勢。”再次造訪建業的王受之教授，不僅帶來了現代主義建筑的講座，還同建業人分享了自己在品牌建設和營銷策劃方面的洞見。從地處中原、特點中庸的地方特征出發，王教授為建業推薦了市民型的上海營銷模式。自然，追求產品和廣告的一致性，反對文過其實的過分包裝，也是建業的一貫努力。

“建業批判”。
    ——“從客戶的角度審視自己。”8月12日，集團召開了自省域化發展戰略實施以來最大的一次反思會議。集團及物業公司高管一起梳理了在工程管理、交房服務、物業服務、產品設計等方面的問題和不足。在集團實施管控模式變革并初步完成體系建設的大背景下，如何進一步提高細則的執行能力，更好地為項目全面快速擴張做好準備工作，是本次會議的發問，也是以后工作的準則。

建業人自己的雜志。
    ——繼《建業》、《建業生活》之后，作為省域化戰略背景下員工交流學習的一個新的媒介嘗試，《建業（員工版）》應運而生。時尚的電子雜志載體，全面呈現視頻、音頻的多媒體魅力；力求貼近員工、記錄真實想法的辦刊理念 ；僅供建業人耕耘與收獲的一方精神園地。《建業（員工版）》致力于做員工的電子會客廳，同時也期待在培養員工思考習慣上有所作為。

李連成語錄三則
    （編者按：8月25日，建業集團“新長征俱樂部”成員奔赴濮陽市西辛莊，開展“向村官學管理”活動。從個人六年未蓋過被子的艱辛生活到1.2萬多元的全村年人均收入，“村官”李連成給了建業人巨大的震撼。在基層摸爬滾打數十年，李連成有著自己的事業悟道和管理經驗，從下面的幾則語錄里，或許可以管窺一斑。）

當好村官，我有三個秘訣：處事公平、財務弄清、路平河通。
    ——李連成的三個秘訣，其實蘊含著許多血淚的經歷和艱辛的探索。因為沒讓自家人多沾光，大年初一他曾經被自己的親弟兄扇耳光。組建村民財務小組公開財政情況，培養年輕一代并由全村人選舉決定接班人，雖背負“農民企業家”的名號，李連成卻已在用自己的方式靠近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

費用從哪里壓？從我身上壓，只要做一把手的不亂花一分錢，沒有一個亂花錢的！
    ——自帶辦公用品，自帶勞動工具，生產出殘次品自己購買，在提高效率、成本管理上，李連成有自己的一套，或許苛刻，或許極端，但他身先士卒的表現又讓人心服口服。

第一，把事情干好；第二，不要騙我。
    ——“領導是拍板的人，下面的人一不說實話，領導拍板就要拍錯。”李連成對自己的用人策略，是甚為驕傲的。大道至簡，他把這個策略歸結為如上的兩點。在會議上，他每次都要強調。當然，在督促執行方面，他也付出了極大的心血，每天凌晨3點半起床，4點10分出去檢查工作，洞察秋毫，自然明辨真偽。

    中國是機遇不是威脅
    中國如今是世界上第四大經濟體，它持有1.3萬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位居世界第一。報道說，中國目前設立了2000億美元的海外投資基金，已經對世界產生影響，中國上月買進巴克萊股份，今年初買入美國對沖基金黑石集團的股份。同時，中國已經放寬企業投資海外的限制。
    國際社會必須把中國視為機遇，而不是威脅。你可以抵制特殊的領域，但不可能反對大趨勢。英國《每日電訊報》說: 我們無法制止中國人的海外投資，我們也不想阻止。我們可以獲得雙贏的立場，而不要被我們不能理解或控制的力量所淹沒。

  （文章來源：英國《每日電訊報》）

    美次級抵押貸款危機
    所謂次級抵押貸款，是指一些貸款機構向信用度較差和收入不高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數年前，美國房地產市場繁榮，次級抵押貸款市場也隨之迅速發展，甚至一些在通常情況下被認為不具備償還能力的借款人也獲得了購房貸款，這就為以后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危機的形成埋下了隱患。而由于放貸機構通常還將次級抵押貸款合約打包成金融投資產品出售給投資基金等，因此一些買入此類投資產品的歐美投資基金也受到打擊，從而波及全球金融市場，造成全球股市動蕩。據保守估算，美次貸“黑洞”造成的損失超過500億美元，甚至有可能高達900億美元。有歐洲分析人士指出，美次級抵押貸款危機對發達國家經濟的影響才剛剛開始。美聯儲面臨進退維谷的兩難境地。

    （文章來源：《商業周刊》）

    中國房地產公司進軍英國市場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房地產公司登陸英國市場。過去兩年中，大約50家投資海外房地產業的公司在英國上市，其中大部分選擇了AIM 市場。這些公司滿足了投資者對房地產板塊日益增長的興趣。分析機構 Oriel 證券估計，這些公司通過上市共籌集了70億英鎊的資金。8月14日，又一家位于中國香港的房地產公司 Canton Properties 在英國上市，籌集到5500萬美元的資金，使該公司市值達到3.68億美元。
    對于英國投資者來說，大量國外公司的涌入提供了多種選擇，但是往往難以取舍。投資者在投資中一般關注三個方面：宏觀經濟形勢、政治背景以及公司的投資經驗和投資結構。不過，與傳統的英國公司不同，分析師往往不會密切跟蹤這些新登陸公司的走勢。

      （文章來源：  《金融時報》）

    中國因素在美各地漸顯
    隨著經濟快速成長，中國的崛起正在引起國際社會的關注，“中國”在文藝、投資與貿易等領域的觸角，一步步伸向包括南加州的全美各地，逐漸取代過去的亞洲代表日本。
    中國崛起后，反應最明顯的是“文化西進”。近年來全美呈現一片“中文熱”，中文成了高中“大學先修科目”的一部分，好萊塢制作的影片中有中國文字，演員也經常冒出幾句中文對白，短短幾年，中國文字表示的人、事、物，仿佛成了“流行”亮點。
    洛杉磯地區各大型酒店從過去的日資天下，逐步被“華資”蠶食鯨吞。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日資企業是亞洲在美國經營旅館的主流，然而至90年代日本經濟泡沫化后，日資逐漸淡出洛杉磯市中心的商業勢力。今天，在南加州，中國的代表形象再也不僅僅是華埠幾條街以及佇立的孔子銅像了。

 （文章來源： 《世界日報》）

    日本企業的團隊精神
    日本企業的“團隊精神”不是空洞的，在企業實踐中有三項重要的制度作為保障：一是終身雇用制；二是年資序列工資制；三是企業工會組織。這三項制度使日本企業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意識很強，不管是管理人員，還是一般員工，多數人對企業都有很深的感情，因為他們懂得只有依靠企業，多作貢獻，才能實現個人的計劃。
    日本日立公司目前是一家擁有11個業務部、27個工廠和8個研究所的巨型企業，其成功的關鍵在于始終貫徹“誠”、“和”與“開拓精神”這一理念。這一理念使該企業充滿誠心，團結一致，不斷進取，發展壯大。松下幸之助之所以成為日本著名的經營之神，靠的也是“團結一致”、“齊心合力”和全體員工的高度責任感和奮斗精神。
    企業員工與企業連成一個整體的作用是使企業所有人員共同實現企業目標。在這方面，日本企業中的“團隊精神”似乎表現得更有意義。日本企業家明白，當個人與企業的命運維系在一起時，企業的力量將是巨大的。因此，不難想象日本企業文化為什么取得優勝。

    （文章來源： 《日本經濟新聞》）

    西班牙ZARA式經營
    美國著名出版機構《WGSN》在發布的《時尚產業與消費趨勢Top10》中提及了一個很有趣的概念：快速時尚，并預測這將成為未來十年的消費趨勢。ZARA充分迎合了大眾對于流行趨勢熱衷追逐的心態：穿得體面，且不會傾家蕩產。
    現在，這種消費觀念被年輕人推崇備至。人們的口味會跟著最新的周末大片或歌星的新專輯而轉變，速度就是一切。而在與時尚高速賽跑上，沒有誰做得比ZARA更加出色。
    成立于1975年的西班牙品牌ZARA，通過快速地推出時尚又價格親和的衣服，目前已經成為全球排名第三、西班牙排名第一的服裝零售商，在56個國家設立了兩千多家服裝連鎖店。2006年，ZARA進入中國內地市場。
    “一流的設計，二流的品質，三流的價格”是ZARA多年來秉承的經營核心，也是吸引消費者的魅力所在。ZARA的商品從設計、打樣、生產到店面銷售，平均只花三周時間，最快的只用一周。

           （文章來源： 《經濟學家》）